坦然面对 坚持港人治港不动摇

王大发财

马上就到了梁振英的最后通牒时刻，“占中”运动的和平过度，却因旺角的暴力事件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香港有人提出让中央出面干预“占中”冲突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央不但要就香港政改问题说话，也应对香港出现的冲突和波动进行管控，这样才反映中央对香港有管治权。很明显，这种看待目前香港问题的思路偏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而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这种操作不论是对香港，还是对北京都是不恰当的。

自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一直被视为一种高度创新的制度模式。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1984年6月邓小平提出：“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基于此，香港在过渡期内基本保持了人心的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回归后，这一方针也继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坚持“港人治港”同坚持“一国两制”是同等重要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内容和标准，对香港发展和国家统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港生占据香港政府总部广场

一些人提出要中央出手对付“占中”，主要是基于对“香港白皮书”提到的“中央对香港拥有管治权”的说法有认识上的偏颇。中央对香港拥有管治权，是从宪治角度的宣示，而非政府管治层面。香港如同中央属下的一个具有高度自治的城市。即使是在内地，地方城市发生社会波动，也是由地方政府出面处理，而非交由中央管辖，何况香港有更明确的“基本法”赋予的自治权。“基本法”的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从这里亦可以看出，即使在香港发生本地政府无法控制的“动乱”，需要中央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也是中央视情况在香港实行“有关全国性法律”，同样并非一定全面改变香港的自治和“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何况，目前的“占中”示威对香港来说完全属于一般情况的社会波动，仍然在正常的港人高度自治的管制范围内，虽然有舆论暗示外部势力想借助“占中”颠覆大陆社会主义政权，但明眼人都可以对这种说法作出自己的判断，港府和中央更能有清晰认识。如果说之前的几次数十万人大游行甚至“六四”的百万人大游行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今天从“占中”的参与人数和“占中”运动的性质来看，更难以达到被外界操纵“动乱”的指标。

可以说，“占中”完全属于“港人治港”的管辖范畴，是港人处理问题的领域。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求中央来接手的话，其实是在试图否定和改变中央“港人治港”的方针，说港人处理不了“占中”问题，也就说明“港人治港”是失败的，这无疑是在变相地证明“港人治港”的脆弱性。试想，如果中央直接对“占中”作出反应，那么以后是否香港的社会管理都要靠中央出手？这样不仅“港人治港”成了一句空话，香港更不如内地的地方城市，反而会成为中央的“负累”。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要求中央出手的人，多是香港建制派内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一直以来动不动拿中央出来压人，以“积极靠拢中央”为自己搏社会地位和牟利的手段，更不想落实2017年的普选，断自己的“政路”、“财路”，便借助当下的“占中”骚乱来影响中央去“接管”香港，从而维持自己在香港的特权和权力。

幸运的是，针对这场“占中”行动，中央表现出了高度的冷静和理智。据有相关资料显示，香港“占中”运动以来，北京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干预，而是在“基本法”之内，让香港特区政府在第一线处理危机。虽然中央政府官员也表示对特区首长梁振英有完全信任，而这样的做法是对部属的惯常表态。而且当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第二任被迫提前离职时，中央政府也曾一致表示有全部的信任和支持。可见，北京对香港的支持也多是在履行惯例。

而真正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这次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大陆官员很快集体噤声，没有一个官员再对香港问题发表任何指导性的意见；同时，从官方媒体发布的几篇文章来看，也有意地避开了对占中“应对”的直接评价，多是从大局角度、人大方面、经济视角对香港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样的操作的确给了香港政府极大的处理香港问题的自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北京真正地执行了“港人治港”的方针。

如同中央政府恪守“一国两制”的承诺一样，保持着以英国法律为基础的香港法律，尊重法制至上，以及集会抗议的权利。即使是近日的抗议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经过独特的历史提出的这种“一种文明，多种体系”的思维，给一个大国保持统一提供了更大灵活性。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不能因为一些目光短浅的利益群体，而迷失了大的战略方针。

所以，希望中央能够一直坚持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在目前香港的态势下，特别要认真思索如何真正落实“一国两制”，如何真正体现“港人治港”。习近平执政后提出了“顶层设计”的理念，今天在香港问题上就完全可以反映出来。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也经历了17年的摸索，“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在中共的升级版改革中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规划，如何设计都是重要课题，绝不能遇事就改，有麻烦就变。而那些不论出于何种考虑要中央改变“港人治港”的人也都要清楚，这种做法只会陷中央于“出尔反尔”的不义境地，其实在损害“一国两制”，破坏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基。不管到什么时候，除非香港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大动乱”，再依据“基本法”宣布紧急状态，再去干预香港事务。如果不是这种状态，香港就应该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大胆地由港人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听从某些人偏激的想法，要加强所谓的管制，去破坏“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则，从而因小失大。（duowei）

香港就应该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大胆地由港人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听从某些人偏激的想法，要加强所谓的管制，去破坏“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则，从而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