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争议问题的辨析

oz指南针团队

林毅夫：对当前中国经济几个争议问题的辨析

林毅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降，两个翻一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从1979年开始，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8%，连续30多年。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远超当时人们的预期。如今，中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了实现前一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只要增长6.8%就够了，比以前的9.8%低三个百分点。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只需要经济增速平均每年达到7.3%。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维持7%—8%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种差距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1977年的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在此之后都维持了二十年8%—9%之间的增长，中国也有希望做到这一点。加上人民币升值，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否完全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

最近听到很多“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最主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17个季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由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诚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存在体制的落后性；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肯定也有体制的扭曲性。对此，大家并不否认。

但是，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外因造成的。在过去表现非常好的金砖国家中，印度、巴西的经济增速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根据最新的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印度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10.3%，2011年6.6%，2012年4.7%，2013年4.4%；巴西2010年7.5%，2011年2.7%，2012年1.0%，2013年2.3%。相比之下，中国2010年10.4%，2011年9.3%，2012年7.8%，2013年7.7%，情况要好得多。亚洲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体也经历了比中国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速下滑，韩国2010年6.3%，2011年3.7%，2012年2.0%，2013年2.8%。以上的数字表明，我们无法用内因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类似或幅度更大的下滑。

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元区，但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2012年和2013年均处于负增长。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美国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0%和1.8%，也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已经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衰退。因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非常疲软，“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跑得慢了。上述的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也正遭遇着同样的情况。

发达国家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复苏，必须采取有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但可能会导致短期失业率上升。基于这种考虑，结构性改革很难真正推行，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出现持续十几、二十几年的经济萎靡。

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

在上述国际经济形势之下，中国经济显然不能再靠出口来拉动，而应该转向内需，也就是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到底应该更多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这在国内有不少的争议。

我们认为，拉动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建立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收入水平提高的先决条件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一方面要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或生产的附加价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市场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不管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必须靠投资来完成。只有靠投资拉动经济，才会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等储蓄用完就只能靠借债，等到出现过度负债、需要还债的时候就是危机来临的时候。

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资。所谓有效的投资，指的是这种投资应该要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有比较高的社会回报。这样的投资才能够真正拉动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经过三十几年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们是不是还有好的投资机会？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首先有充足的产业升级空间。发达国家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全世界最前沿，继续投资什么很难知道。中国可以在世界产业链、技术链之内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对容易，从而投资回报率相对高。其次，中国基础设施的欠账还非常多。过去我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很多是城市之间的，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轨道交通、地上铁路、各种管网等都极端欠缺。再次，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的改善也要靠投资。最后，城市化率还不够高。现在城市化率只有53%，距离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好的投资机会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文章刊登于《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