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牛顿 于 2013-9-10 20:3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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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初期，很快被卷入各种谣言的围攻之中。毛泽东下令“镇压反革命”。公安部报告显示，整个“镇反”运动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谣言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消灭殆尽。此后，“镇反”渐渐转化为“严打”，这种“全民运动”激起的波浪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逃脱。凡歌在《看历史》杂志所撰《1950年谣言围攻新中国镇反运动从肉体消灭造谣者》一文，详细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50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的新起点，然而，红色政权很快被卷入各种谣言的围攻之中，并且在这场舆论战中巩固了自己。由此，旧的迷信被一种新的信仰所取代。
“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
“美国在朝鲜投了两枚原子弹，所以冷得早。”
“蒋经国已经到了上海，坐汽车进行秘密活动。”
“世界四十二个国家打苏联和中国。”
在陕西、河南、江苏、湖南、浙江、山东、上海，一些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谣言迅速流传，听到这些消息人们莫辩真假。
1950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新开端，也正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
“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
“天安门的石狮，在李闯王时就流过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了泪。共**也长不了。”“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
195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个消息居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
石狮流泪不容易看到，但鼓楼冒不冒烟，一看便知。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袁光屿便和同学一起跑到鼓楼大街去看，那里果然是人山人海，“只见两个兽头各自慢慢升起一股很浓的黑烟。那黑烟并不立即向高空扩展，而是始终停留和弥漫在兽头上空久久不散。我们回到家以后自然对家长和邻居大说特说，弄得街坊四邻在第二天也纷纷跑去参观这个千古奇观'。”
不仅北京人看，附近的天津、河北等地也有很多人跑来看热闹，一时间鼓楼人满为患。时值北京准备举办第一次建国大庆，上下正在忙碌之际，这一谣言自然引起了高层关注。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的刘坚夫受命调查此事。鼓楼高100多米，刘坚夫先组织消防人员架起云梯，想爬到鼓楼顶上去。但当时消防队所用云梯根本够不着鼓楼的顶部，传统建筑固有的飞檐也让消防员无技可施。刘坚夫随即又想到去找私人营造厂，想搭个木架子爬上鼓楼，但是短时间却也没人敢接这活儿。
谣言越传越传越凶，人心更加惶恐。在刘坚夫的说服下，一家营造厂终于同意相帮。高高的木架子搭成后，消防人员爬上去察看，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
1950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登出了一条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称“京市鼓楼顶上‘浓烟’萦绕原来是蚊虫飞舞不散”。
“京市鼓楼顶上两角，近几日来，每日下午六时左右，有形似浓烟一缕，萦绕不散。很多好奇者聚集观看。因未能了解事实真相，纷纷揣测，以为楼顶冒烟。该管区公安局为彻底了解事实真相，于十五日派工人架设木架至楼顶，于当日晚六时三十分由公安局派人伴同中国科学院鼓楼教育馆工作同志等，前往观察。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同志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木架至楼顶，发现是很多小飞虫飞聚不散。当时即用白布罩捕捉此类飞虫甚多。楼下围观市民目睹此情况，疑团顿释，皆报以热烈掌声。据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称：此系一种蚊虫，生长在潮温泥水地方，可能是由什刹海飞来。现在他们正在研究此种蚊虫的详情。”
看热闹的人不明究里，直到60年后，已经成为清华大学环境与工程系教授的袁光屿仍然清晰地记得此事，他的疑惑仍在：“谜底虽然已经得到，但究竟为何那些蚊子每天如此准时起飞，至少我到目前还没有理解。”
当时的《人民日报》尚无后来一言九鼎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以中共中央党报之重要地位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刊登一则社会新闻，足以说明此事之严重性。事实上，共**高层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上谣言四布的这一乱象。
当时的报道通篇没有提及谣言之传播，但是冒烟之传言不攻自破。
谣言四起的恐慌
末世谣言事实上在全国到处流传，“鼓楼冒烟”只是众多谣言中的一则。
此时尽管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省份，共**在全国范围内也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社会上仍然人心浮动，城市与农村的治安仍然相当混乱，而这一年南方大雨，北方大旱，也让经济起伏不定，物价上下翻飞。
初创时期的共和国，面临着新的考验。谣言的出现并非偶然，据统计，1949年的春荒造成179万人口外流，1950年这一数字虽有减少，但也达到35万人之多。在没有现代技术传播手段的时代，最大的信息传播工具就是流民。天灾流行之时，往往也是谣言横行之际，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四处扩散。
1950年最初的三个月里，毛泽东不在北京。他第一次启程前往苏联，去寻求帮助与结盟。谈判时间相当漫长，双方因为荣誉与实惠争执不下，以至于美国有媒体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
连外国人都这么怀疑，毛泽东的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更多的谣传。甘肃省兰州市就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各小学上学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众游行，有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的口号。
辟谣的办法是，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的一个联欢会，西方的报纸赶紧报道了这位神秘首领的最新消息。
1950年的谣言不止于此，据研究者侯松涛统计，这一年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谣言。
在江苏和湖南等地谣传“美国已占领台湾，美国兵舰已开进了吴淞口。”“太平洋与中国沿海各地都由麦克阿瑟来指挥，台湾不可能解放了。”“麦克阿瑟发火啦！已由日本调去五百架飞机，由台湾调去三只军舰……。”“美国与蒋介石已收复海南岛，林彪牺牲啦！”
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风传“割蛋”谣言，称“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料。”这则今天看来荒谬不经的谣言，当年却令许多人心寒胆战，在河北蔚县，晚上男人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即使在白天，也是妇女不敢出村探亲，男人懒于下地劳动。由“割蛋”谣言造成的恐怖氛围，从7月中旬一直程度不同地延续到9月末。
事实上，有些谣言的确反映了民众的心理，1949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后来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共产共妻'。”
1950年的谣言大都在这“四怕”的范围之内，学者侯松涛认为，其时的谣言大概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种是关于台湾及东北形势问题；第二种则是关于朝鲜战争形势问题；第三种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第四种是关于原子弹和和平签名问题；第五种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谣言。
这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一传十，十变百，百变千，变异出无数不同的谣言。
新政权最初无暇顾及辟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在这一年仍把目光锁定在农村，他说，我们要过“两关”，一是战争关，一是土地改革关。其时大局已定，但是各地不时发生小规模的叛乱，特务的破坏。而在农村，涉及数亿人的土改工作刚刚开始，那些命运即将被改变的人们对前途并不乐观。所以毛泽东此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声称：“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败退台湾，但是蒋介石对大陆的攻心战仍然在底层民众中掀起了新的波浪，国民党除了在电台上做反共宣传，更利用空军优势，不断地空投、气球空飘传单及食品衣物，邮寄、夹寄所谓“谋略心战”函件和宣传品等。江浙沿海城市经常收到这样的“大礼包”，这自然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一些传单甚至就此成为谣言的开端。
如是种种，加之民众对美国原子弹的畏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悲观心态，甚至对共**政权能否持久的怀疑态度，使得谣言有了更多的温床得以四处蔓延。
追谣、驳谣与镇反
1950年，党的领导人目力所及，都在提醒他们这个政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谣言关就是信任关，这一关非同小可，当时机来临，破谣需要一些雷霆手段。1950年浓缩在历史上的巨大痕迹，除了“土改”，则是“镇反”与“抗美援朝”。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就此开始。但是，据学者杨奎松研究，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一直相当谨慎。
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在次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才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泽东。
之后，《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对付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三个字的政策，即加强宣传，对谣言正面加以驳斥，以及追究谣言的来源等。除配合宣传、驳谣外，追谣主要是各级公安部门的责任。”
实际上的讲、驳、追则跟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了，镇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52年。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后来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
学者李若建的研究显示，其时谣言的主要传播者是：会道门、土匪、小商贩。
鼓楼冒烟的谣言传播者，后来被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之后的侦破记录表明一贯道只是将流传已久的“烧饼歌”改编套用罢了。但是“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五魔闹中原，万教齐发，法术齐施”等谣言显然已经超出了政府容忍的底线。
北京市政府断然出击，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据时在北京市法院工作的张思之回忆称，其时法院执笔写报告三易其稿都未通过。后来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急了，说“算了，你们（法院）别管了，我请邓拓来写。”
邓果然是高手，一挥而就。文章开宗明义定了性：一贯道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毒害中国人民的工具（大意）。彭看后大喜：“看，邓拓同志就是比你们这些纯粹搞法律的人高明！”从此开始，一贯道“点传师”以上的信徒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不判了重判。随后的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多达4000人。盛极一时的一贯道就此灰飞烟灭。
此后的镇反运动则不断升级，从城市到农村，到处是抓反革命的怒吼。大规模的镇反，将其时树为反革命分子的五类人群即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及其它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一网打尽，还有一些流氓无产者、国民党旧军人亦遭牵连。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据学者杨奎松研究，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
谣言的传播与制造者大都在这一波的肃反中消灭殆尽。叶剑英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因而民愤平了，社会秩序已经安定，基层组织已经纯洁。”
信仰改造与宣传网
肉体消灭固然能使造谣与传谣者销声匿迹，但是谣言的源头仍未断绝。
“人民政府号召除虫时，农民群众就敬土地，求神灵保佑。人民政府号召积肥，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参加会门活动的群众就大吃大喝，互相请客”。湖北省的一份报告如是说。仅仅依靠高压统治显然不足以改变农民的信仰。
反击谣言传播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加大宣传。宣传员和读报组应运而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决定》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文件中，则提出两种办法来驳谣：一种是由党委宣传部召集宣传会议，指定党员担任宣传员向群众作宣传。一种是遇有重要的，的确属反革命的谣言发生，各级党委宣传部即与公安部门通力合作，穷究根源，务使制造谣言者受到惩办。
大量的关于宣传的小册子印刷发行，《怎样做一个宣传员》、《宣传员的经验》、《宣传员手册》都畅销一时，先后出现的新名词则是报告员、宣传员、土广播、读报组等。
在城市，街道宣传员成为主力军，山西太原市成坊街的宣传员赵锡岭不仅自己作宣传，还发展了七个宣传员，一百多个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助手。有一次，赵锡岭到一个铺子里去，碰见一群人在闲谈，其中有一个人说黄寨村掉下一条龙，赵便问：“在那儿见来，还是听人说的？”那人回答是听人说的，赵锡岭便说：“是呀，没亲自看见怎能相信有这种事呢？”
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如湖南平江县采取的办法是让贫雇农回忆解放初期地主匪特的谣言，诸如“共**共妻”，“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要慰劳军队”，秋征时期的谣言“每人只许留二百零七斤谷子”，生产时期的“分青苗”，签名时期的“签了名就要去当兵”等等，让群众回忆这些谣言是不是事实，再追究“谁造谣”“为什么造谣”，发起了追谣运动。
中小学则成为家庭宣传的一个阵地，在天津、河北等地，发出的口号是“时刻别忘宣传”，让学生以家里的人和亲戚邻居为对象，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中高级同学每人都预备了一个宣传日记本。把每天宣传的情况都记在本上，每隔三四天交老师检查一次。许多学校都组织抗美援朝中心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一些混乱思想和匪特散布的谣言，发动儿童查谣和追谣。
当时报纸尚不发达，读报组的活动则是扩大宣传的最好办法。据统计显示，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了6万个读报组，有近70万人参加这一政治活动。这一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读报组活动”一文称：“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每天做‘礼拜’以前，都有一点钟的读报学习。”编者在按语中说：“西宁市各清真寺利用做‘礼拜’的时候读报，既不妨碍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加强了教徒们的政治教育。这种方法值得各地普遍推广。”
一张巨大的宣传网由此铺展开来
1950年开始搭建的巨大的宣传网的触角一直深入到农村的每一个小队，城市的每一个工厂和街区，宣传员的任务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政策、任务，以及生产劳动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不无感慨地说道：“数十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景突出地位上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
正是这些组织支撑起了宣传网的巨大骨架，到1951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人们把报告员和宣传员叫做“问事处”、“思想大夫”和“毛主席的传话人”。追谣、查谣与强大的宣传形成了立体的攻势，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扫荡了谣言所带来的阴影。
一种新的信仰逐渐形成，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至少印刷了两百万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这本书，未来30年这种语言将一统天下，重新构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农村破除封建迷信观念的同时，农民则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毛泽东为大救星，他们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之获得翻身解放的毛泽东身上。据学者潘光旦考察，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有的地方，甚至因为抢不到毛泽东像而发生争斗。
谣言散去，破谣模式则渐渐确立。
“镇反”渐渐转化为之后的“严打”，每当社会治安恶化、人心惶惶之际，以震慑为目的严打总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一切，而“全民运动”的网络化模式则将中国人逐渐套入一个巨大的网格之中，激起的波浪起伏则令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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