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三次日货抵制运动 何时国货才能全面逆袭

yangben168

在过去的整整一百年里，有三次重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东亚地缘政治中，日本是唯一没有被中华帝国征服过的国家。进入十九世纪中期后，因种种风云际会，这个蕞尔小岛居然与中国形成了竞赛的关系。1868年，就当曾国藩等人剿清洪秀全之乱、开始洋务运动的时候，在日本则爆发了西乡隆盛的勤王事件，从而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帷幕。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启动了工业化运动。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挺熟悉的，日本人下死心“脱亚入欧”，把改革搞得很彻底，而清帝国则扭扭捏捏，“中体西用”。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打出了个胜负，日本人翻马上身，骑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回头说商业。甲午一战打完后，郑观应写了一部非常畅销的【盛世危言】，他指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两国之战将在“兵战”和“商战”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当时，日本的产品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其中日本丝替代湖里丝成为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这直接打击了中国最大的手工业，甚至造成了江南地区的萧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就在西方自顾不暇的时候，国内市场早已饱和的日本企业猛烈地涌入中国，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其时，各城市的中华国货维持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发表宣言，印发传单，指挥各地学生遍查当地商店，寻找日本商品，如有发现，当场没收或砸毁。

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例如肥皂、火柴、毛巾以及雨伞等等。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了出现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的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第一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经济超苏赶美，如日中天。在石油危机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也正面临产业升级、市场扩容和梯级转移的重大时刻，于是，日本企业成为了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大量日本企业和资本率先涌入中国市场，整个80年代可以被看成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19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练，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如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商品在家电、服装、饮料、百货等领域都夺取了领导性的份额。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中日关系已非1894年的清帝国、1915年的袁世凯政权或1931年的国民政府可以类别，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最后再说一个事实：在经济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中国、日本都不例外。

百年以降 中日还是互相“看不起”？

钓鱼岛争端进入收官阶段，“国有化”购岛合同的签署，使日本完成了把钓鱼岛装进口袋、拉上拉锁的“历史一刻”。

这是自二战后，日本对争议领土采取的最大“壮举”。

不久前于海参崴召开的亚太首脑峰会，野田首相与同样有领土争端的俄总统普京交谈甚欢、与韩国总统李明博握手寒暄，但唯独对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一丝松口。

这是为什么？

俄是老牌军事强国，韩是同一个大哥手下混的小弟，万事好商量。而中国在这位日本首相眼里是什么？无论怎么外交接触，不耽误“一意孤行”把事办了。日本领导人骨子里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如司马昭之心，一目了然。

这种傲慢可谓一种“历史情结”。自百余年前日本西化后，中日两国就进入了“相互鄙视”的历史阶段。即便已在军事上分出胜负，但中日两国“精英”还是互相“看不起”。

甲午战争后，两国政府官员仍然是相互“不买账”。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我国则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

在诸多近代史作中，中日官员互相鄙视的碰撞不胜枚举。例如大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辜鸿铭手持《论语》、“大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辜鸿铭与伊藤博文无需介绍，一个是善辩的中国官场学究，一个是铁血日本政要，两个人碰到一起，注定要冒出“火星”来。

这场“舌战”发生在1898年10月，这是个非常历史时刻——甲午战争后、戊戌事变时。地点是武昌府，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官邸。此时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南下会晤张之洞。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亦随张一同会见伊藤。为表地主之谊，辜鸿铭送了伊藤一份见面礼——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

辜鸿铭本以为伊藤博文会赞自己“学贯中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却遭到伊藤博文的一通抢白。

伊藤博文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著名人士，便借机敲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词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在军事上完胜大清，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

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其实带有明显的诡辩。

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弹丸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作为“战胜国”的领导人，伊藤博文对中国官场学究态度傲慢，乃至遭到了一场严厉反驳，他在辩论上显然不是辜鸿铭的对手。

然而，这场辩论并没有使他对辜鸿铭高看一眼，也没有改变对儒教的偏见。他的思想导师不在东而在西。史料记载，伊藤博文青年时代去英国留学，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熏陶。中年从政后，偶像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宪政思想加军国政治是伊藤博文的核心价值观体系。而儒教以及中国官员学者在他心中，并无一席之地。

伊藤博文对《论语》不以为然，对官场学究辜鸿铭大加嘲讽，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中，把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体系都放到了对立面。

辜鸿铭看不起伊藤博文的跋扈，伊藤博文也瞧不上辜鸿铭死不认账的酸。那么，他们到底谁为本国赢得了尊严？之后发生的庚子之变等等一连串历史事件，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辜鸿铭辩才无双，但没能挽回天朝颜面。因为战场上找不回的东西，口水场上亦不可能找回。

by evil_stone

中国人没出息，抵制优秀的产品是逆行倒施。

yo1yo2 发表于 2012-9-17 21:48
中国人没出息，抵制优秀的产品是逆行倒施。

现在砸的大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钱早就被日本人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