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私立美术馆：数据漂亮却难掩尴尬问题

oz指南针团队

2007年，海外藏家尤伦斯夫妇出资在北京建造的非营利当代艺术美术馆（UCCA）开幕，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私人美术馆。

　　尽管比西方当代私人美术馆的发展相对滞后了40年，但从2010年以后，中国也迎来了私人美术馆的“黄金时代”。

　　近日，由AMMA（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与全球收藏家资料库Larry’s List联合发表了全球首份《国际私立美术馆调查报告》。人们惊讶地发 现，中国目前已经拥有26家以展陈当代艺术为己任的私人美术馆，在全世界排名第四。北京、广州和上海还进入了“全球十大私人美术馆城市”的榜单中。

　　虽然在数量上已经得到惊人的发展，但漂亮的数据却难掩私人美术馆中一些尴尬的问题：私人美术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的私人美术馆全球第一“烧钱”，观众却非常少，这中间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广州私人美术馆数量

　　甚至超过纽约和伦敦

　　在对全球超过166家以上的私人美术馆进行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国际私立美术馆调查报告》透露出诸多有趣的细节。

　　以国家层面来分，韩国、德国和美国分别以总数45、43和42个私人美术馆占据了前三把交椅，中国以26个私人美术馆的数量排在第四。前4个国家的私人美术馆加起来几乎占据了世界上私人美术馆总数的半壁江山。

　　以城市来论，韩国首尔以拥有13个私人美术馆位居城市排行榜榜首，其后是柏林和北京，这两个城市都有9个私人美术馆。特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国内除了 北京之外，拥有私人美术馆最多的竟是广州，拥有6间私人美术馆，占全国私人美术馆总量的23%。这个数字不仅打败了上海（4间），也打败了纽约（5间）和 伦敦（4间）。

　　《报告》分析，纽约和伦敦排位较低，香港甚至没有入榜。分析原因，多半是因为这些城市的租金较高、可用空间长期不足造成 的。欧洲的收藏者似乎更喜欢在非主流的城市建立藏品的展示空间，所以不会出现私人美术馆在“一线城市”扎堆的现象；而香港的收藏传统更多地聚焦于现代艺术 品和古董古玩，立足于展示当代艺术的私人美术馆也比较少。

　　而广州，是一座拥有深厚收藏文化底蕴的城市，同时又拥有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美术馆、红砖厂、小洲村等丰富的当代艺术资源。但长期以来，可供广州的当代艺术作品展示、对外交流的公立空间又比较缺乏，广州地区私人美术馆便是在这种机遇与困境中应运而生。

　　53美术馆馆长李琼波的个人经历印证了这个推论。他表示，2009年，广东地区当代艺术的作品展示、对外交流空间非常缺乏，与广州经济的前沿位置非常不 对称，市场对当代艺术的认知还很保守，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他在那时正好看到了一个与当代艺术的气质非常贴切的展示空间，再加上当时刚好国家 出台了民营美术馆的鼓励政策，繁琐的程序走得特别顺利。在各方面的支持下，53美术馆成为广东第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私人美术馆。

　　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游戏

　　多数广州人不识私立美术馆

　　对于广州取得的骄人成绩，即便是广州艺术圈的人也大感震惊。“广州竟然有6家？”“这个数字太神奇了！”“是不是算错了？”这是记者在随机采访中得到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反应。

　　但问题是：为何大多数人没有感觉到广州有那么多的私人美术馆呢？

　　这6家美术馆究竟是什么名字？记者向雅昌咨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份报告因为和ARTPRICE签署了保密协议，所以具体的美术馆名称不能对外公开。

　　然而究竟是哪六家其实并不难猜。尤其是在调查报告中频繁出现的广州53美术馆和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必然属于6家范畴之内。

　　和北京的M WOODS、上海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南京的四方美术馆作对比不难发现：国内大部分具有影响力的私人美术馆，是依托于大藏家的私人收 藏而建立的。龙美术馆的创始人刘益谦和王薇，近几年几乎横扫了各大拍卖行的“封面”；印尼商人余德耀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 他们富有品质的收藏和传奇的收藏故事对大众本身就富有强烈的感召力。同时，这两家已经是“世界级”的私人美术馆近几年在当代艺术方面的策展水平也颇具水 准，这想必和藏家本人在艺术圈的人脉，以及颇具实力的资本也有极大的关联。

　　相比之下，广州的私人美术馆的掌门人本身并不是大藏家，广东 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办人黄子龙是个颇有艺术青年气质的年轻企业家，53美术馆的馆长李琼波本人是学艺术出身，办过艺术杂志和艺术空间。这两家私人美术馆“私 人”的特质不明显，它没有积累大量珍贵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个符合创办人口味的当代艺术展览空间。

　　如果说前一种类型的私人美术馆是私人藏家的收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要和公众分享的强烈意愿，某些广州的私人美术馆却更像是热爱艺术的商人为自己和自己圈中的朋友们搭建的与艺术家互动的平台。当代艺术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游戏。

　　反观西方以及国内比较有“存在感”的私人美术馆，无不看重公众及媒体对展览的反应和评价，他们通过精准的电子邮件推送、广泛的社交媒体以及广告宣传，与 社会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让更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美术馆，从而监督他们推出更高质量的展览，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私人美术馆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广州一些私人美术馆至今没有找到一种和公众互动的方法，或者可以说是根本缺少这种意愿。在公众的眼里，他们的存在感极其微弱，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中国私人美术馆

　　世界第一“烧钱”却观者寥寥

　　尽管在国内，很多人对土豪们建立私人美术馆的目的有各种“逐利”的揣测，但报告中，只有4%的艺术品收藏者承认税收优惠政策是他们建立私人美术馆的动机所在。85%的中国藏家表示建立私人美术馆是出于“热爱与公众分享艺术”，以及“将藏品公开能够愉悦身心”的原因。

　　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说，她想要建立一座私人美术馆的愿望，诞生于2009年的一次展览。那一年，王薇在国家博物馆馆长陈履生的帮助下举办了一场“红色 收藏”展。展览中一共有王薇收藏的76件红色经典作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是我的藏品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我的眼泪都忍不住掉下来了。我第一次意识 到，如果只是把藏品放在储藏室里，它永远只具有‘物’的属性，文化价值和魅力无法被焕发出来。而将作品放到美术馆里展示给公众，才是艺术品应该有的归 宿。”她表示。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北京M WOODS美术馆的联合创办人雷婉莹和林瀚。他们表示，建立私人美术馆的目的是与更多人分享和交流，鼓励我们的朋友也去分享他们的收藏，“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一同学习与发展”。

　　然而，要想实现和众人“分享艺术”的梦想，是需要巨大财力支撑的，尤其是在中国。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44%私人美术馆的年运营费用在35万美元以 下。但在中国，只有10%的私人美术馆可以如此低价运转。90%的中国私人美术馆年运营费用在35万美元以上；近三成的中国私人美术馆年运营费用在100 万美元以上。而像龙美术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私人美术馆，年运营费用超过500万美元。

　　和巨额运营费极度不相称的，是中国私人美术馆的参观人数。根据报告统计，目前63%的中国当代私人美术馆每年参观人数在两万人以下，仅有37%的参观人数在两万人以上，还有10%的参观人数不多于2500人，相当于每天平均只有个位数参观者到访。

　　余德耀曾经在自己的美术馆开幕的一个月后对媒体吐槽：除了开幕展上嘉宾云集之外，其他时间都是观众寥寥。“我去斯德哥尔摩，那里的私立美术馆每天有五六千人参观，而城市人口才两百多万，羡慕！”他感叹。

　　“私藏”转“公藏”理念太超前

　　“基金会”运作模式步履维艰

　　即便是土豪，长期以“烧钱”的方式来养一座美术馆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所以不少私人美术馆也在“开源”方面各出奇招。北京红砖美术馆有很多的配套设施如 多功能厅、西餐厅、咖啡厅、VIP俱乐部等，希望营造一种“艺术化生活”，和观众产生更多可能的黏合与联系。广州当代艺术中心也表示，会利用自己的场地举 办一些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增加部分收入，如正在规划的艺术走廊和艺术沙龙，类似的活动本身可以向观众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同时成熟的沙龙活动可以定期举办， 实行会员制，从而增加客户黏度，形成长效机制。但面对巨大的资金投入，这样的赚钱方式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记者在报告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的私人美术馆，有一半以上是通过基金会的方式来解决长期发展的资金问题。这个倾向在西方国家很明显，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相比之下，中国只有 10%的私人美术馆以基金会的形式建馆。

　　艺术市场观察者季涛告诉记者，以基金会的方式运作私人美术馆，私人藏家只需提供启动资金，然后可以从社会中募集到源源不断的资金捐助，这确实是解决私人 美术馆长期发展的好途径；而私人美术馆一旦转换成基金会的方式运作，也可以从社会当中征集到更多好的藏品，以提升美术馆的品质。同时，基金会的形式，还可 以帮助私人美术馆获得更多的赋税优惠。“但基金会运作有个前提，那就是藏家自己的收藏实际上转换成了‘公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私人藏家对资产和藏 品的管理也要受到更多法律上的约束。这是绝大多数建私人美术馆的中国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他们不想受到更多法律上的约束，还想着也许哪一天生意不好，破产 了，把藏品变现呢……虽然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已经有了和公众分享收藏的愿望，但他们还是将藏品看成是一种私有财产。转换成‘公藏’？这个理念太超前了，咱们 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所以，虽然《报告》显示出的中国私人美术馆春光一片大好，北京德美艺嘉的策展人王栋栋却不客气地表示“中国现在 其实并不需要私人美术馆”：“私人美术馆属于艺术生态链高级发展阶段，必须有自由推广文化的环境才能成气候。它是种公共项目，虽由私人创立，但一旦成立就 属于公共财富的一部分，资金流动自然就该纳入社会管理和分配的总体系统中去，而这些经验在中国远没得到认可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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