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news：政治异见已成过去 “新六四”抬头需警遍地狼烟（ZT）

牛顿

“六四”24周年纪念日已然过去，但是让很多当年参加过“六四”的人感到失望的是，今年的“六四”无论是社会讨论,还是民间的纪念活动，都堪称近二十余年来的低谷。对此有分析认为，“六四”已然成为过去式，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发生类似“六四”那种政治性示威游行的土壤，但是因为征地、PX项目、计划生育等引起的社会性示威却如“新六四”的狼烟一样遍及中国，假如中共依然延续此前如对待六四问题那样的暴力过激手段，那这些社会性事件或将成为中共面临的“新六四”。因此中共目前更需要担心的是这种日益增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及如何用更为妥善的解决，以防止这些事件中的社会口号渐渐向政治目标转移，方是习李新班子在社会管理上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平反六四与社会矛盾频发

近年来，在“是否该平反六四”这个议题之上，很关键的一个讨论点就是平反六四之后，是否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让中国地方之上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从而影响中共执政的稳定性。保守的学者认为，即使正视“六四”，中国社会也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他们的理由在于中国社会目前虽然矛盾增多，但大多是围绕在经济、社会层面，如拆迁补偿，一胎政策等，即使是2012年外界关注的陈光诚也仅仅是对地方政府在实行一胎政策时的暴力方式不满，都没有牵扯到政治层面，完全不同于“六四”时期社会对于政治改革的关注。

但中共体制内的声音则较为统一的认为解决“六四”必须以理性妥协以及保证当权者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前提，这种基础和前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不存在。20年来，由于大规模的改革而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在仍然面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任何过于大胆的试水都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但实际上在今天中国，最让中共感到警惕不安的并非是那些民运人士、异见分子，而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各地频频发生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如同2007年的厦门、2011年的大连PX项目散步、前几年的什邡的钼铜项目骚乱和启东事件、乌坎事件、昆明民众散步等等。

六四为权 乌坎为利

在对这些群体性事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在这些示威游行中，与六四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个人或小群体利益的诉求，而非向当局索要民主或自由。最大的相同就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处理过程中采取一味的“打压”手段，如2012年乌坎事件之时，中共*报《人民日报》就发表《“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的时评，称基层政府不能把本属民众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

对此有观察人士指出，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之间的转变往往就在一线之间，而这一线就取决于政府面对此类事件时的处理手段。同样以被认为在今年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乌坎事件”为例，此事也是源于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问题上，因为牺牲农民利益与当地村民发生矛盾，随后乌坎村村民组织示威游行，并因乌坎村民薛锦波的意外死亡使得游行扩大化，与前往现场维稳的军警对峙，封锁入村道路。

随后事件愈演愈烈，大批村民开始聚集，并在村内拉横幅游行，要求中央介入调查官员腐败问题。当局也派出大量军警前往村外进行封锁。数千名愤怒的村民连续几日聚集示威，哀悼薛锦波，他们挥舞拳头，哭喊“还尸放人”。但即使是在热衷报道中国政治的西方媒体眼中，乌坎村的“领导者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在反党、反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热爱中共，只希望北京的高层领导能来到乌坎，依法惩办腐败的地方官员。村民们希望他们的诉求受到媒体、社会和中央高层的关注，而且尤为担心他们的抗议行动被外媒错误地描述为“起事”、“革命”，即推翻中央政府的一场运动。

因此可以看出，在类似于乌坎这种事件背后，反映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是矛盾频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越来越低，根本原因大都是在土地、拆迁等问题上，普通民众、开发商与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民众为了拿到更多的补偿款，寄希望于把矛盾越闹越大，引起外界关注；开发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不忌惮于强拆的后果；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头顶的乌纱帽“强力”维稳。

假如当时乌坎村民过度激愤，如“六四”时期一样打出要求政改、民主甚至推翻中共一党专政的旗号，届时政府该如何处理。如“六四”一般武力镇压显然会给外界落下更多把柄，而屈从民众意愿进行解决，又会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产生示范效应，届时中国各地难免不会出现“狼烟四起”的局面。

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出现各类矛盾，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是在这种国家机器与国家公民的博弈过程中，无论是政治议题还是社会议题，都应该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进行。即使对于一直因“一党专政”饱受诟病的中共来说，在经历过“六四”种种事件之后，也应该对自身有所反思，一个尊重公民的政府，一个懂得妥协并愿意和公民、舆论有商量的政府，只会赢得信任而非失去人心，只会提升形象而非自毁长城。

所以当局花大力气打压毫无战斗力的“轮子”之后，却发现真正要抢班夺权，且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怨民、暴民、草民、屁民狼烟四起的时候，自己黔驴技穷了

dwnews：六四逐年淡化 中共以时间换时机（ZT）

2013的6月4日是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外界曾一度希望习近平能对“六四”有所表态，事实却让人失望。不过有观点认为，习近平至今不谈论“六四”，或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习近平不会在自己上台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动手处理这件已经搁置了24年的棘手的历史问题。随着时间流逝，“六四”的记忆在很多中国人的头脑中已经逐年淡化，很多当年的民运人士对中共的对抗情绪也逐渐归于理性。中共的沉默，是以时间换取解决“六四”问题的更好时机，对于习近平来说，也要耐心地等待那个时机。

“六四”已由喧嚣走向平静

2013，又是一年“六四”时。回顾24年的历史，“六四”在中国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每年如期而至的纪念日，各种抗议和纪念活动虽然不断出现，但越来越不能掀起多大波澜。喧嚣过后，关于“六四”的记忆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越来越模糊，很多当年的民运人士对中共的对抗情绪也逐渐归于理性。

回顾2012年的“六四”23周年，中国贵阳市民连续两天举行纪念活动未遭禁止，而从当时港媒所发布的新闻图片来看，参加纪念活动的多为中老年人，根本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在中国，现今的中学生、大学生大部分都不了解甚至是不知道“六四”这段历史，“六四”在中国渐渐不为人所知，抑或已然被丢失。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不愿宣扬并重新评价这段历史，也禁止中国媒体评论这段历史，甚至禁止涉及这一历史事件的人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在中国网络上，搜索“六四”这一关键词，则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出现的都是与六四式手枪相关的内容；若搜索“六四 天安门”则页面一片空白，显示“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了解“六四”的老一辈人们，除了在“六四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多数会选择沉默，不会多谈甚至根本不会提及这一敏感事件。所以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以致在2007年，《成都晚报》年轻职员因不知道“六四”为何，而刊登了一则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广告。2009年，德国一家中文媒体曾在北京海淀区采访过一位江西籍的女大学生，这位大学生虽不能代表全部大学生的观念，但窥一斑现全豹，她的想法很有普遍性。她说在她们的教科书中，在她们的课本上并没有提到这段历史。她们的很多同学也都不了解曾经发生的这个事件，而她对“六四”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是因为她曾在香港实习过一段时间。当今在中国经常能听到如同这位女大学生这样的言论：“我觉得增长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把发展搞上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她还表示，她们也很佩服当年的那些学生们，但当今的中国也不可能再出现类似那样的学生运动了，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很现实的。据美国的一家中文媒体报道，2012年6月3日上午，中国山东大学6位退休教授为了让更多民众，尤其是让年轻人知道“六四”、了解“六四”的真相，在济南市中山公园组织了纪念六四23周年的活动，打出“悼念六四23周年”的横幅，在公园内向游客宣讲“六四”真相，播放相关视频影片。而面对这样的活动，有很多青年人听后一片茫然，有的不相信，认为是胡说的；有的则匆忙走开，表现出事不关已、与我无干的态度。中共在沉默中等待更好的时机与“文革”十年浩劫相比，不管是规模还是时间长度，“六四”显然略逊一筹。但面对六四风波，中共却一直保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之态。外界呼吁中共直面“六四”的声音，也并未达成平反“六四”的实效。事实上，中共的历史上也曾有过承认“反右”和“文革”的错误，也曾为1976年镇压天安门事件平反。可见，中共是勇于正视和承认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那么为什么对1989年的“六四事件”，24年后仍不愿意放开讨论并重新评价这历史的伤痕呢？有观点认为，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来看，此举是为了避免一系列蝴蝶效应的发生，如搅乱中共好不容易稳定起来的大局，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付之一炬。根据中共向来谨慎为上的做法，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在可控范围内才会去做。中共在考虑“六四”问题的时候，会有些现实顾虑。比如说，会不会因重新评估“六四”而造成骨牌效应？再比如，由谁来开这个头？甚至还会顾虑，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如何操作？毕竟“六四事件”牵扯太多，有太多的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访问过邓小平、胡耀邦以及赵紫阳等中共前领导人的著名华裔学者——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荣誉教授杨力宇近日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我看这个六四平反并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杨力宇认为，“即使习近平想要平反六四，他也要等到他完全巩固他的政权，因为他刚刚上来，像江泽民这些人，胡锦涛这些人，还有那些元老都还在。所以，我认为看他即使是想平反，恐怕也不是最近一两年所能做到的。他想推动平反六四要等到他的政权完全巩固以后，他才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在观察人士看来，邓小平的功过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不会有所改变，中共如果能够以更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六四”，正好说明邓小平坚持的改革开放除了经济的成就之外，还让这一代人更能够宽容面对历史，以及他的过失。多维新闻曾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一文中表示，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其中当然也包括“六四”。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旗帜鲜明地反对到淡化处理，甚至一度还传出了平反“六四”的只言片语。不是不放开讨论或者重新评价，只是时候未到——这是近年来中共诸多迹象传递给公众的讯号。中共的沉默，是以时间换取解决“六四”问题的更好时机，对于习近平来说，也要耐心的等待那个时机。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所铸造的一切重大历史公案，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都是回避和掩盖不了的。像北爱尔兰的血腥星期天，南韩的光州事件，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南非的种族歧视……历史的规律和公正性就在于，或早或晚的总是要被公诸于世。在中共稳中求变的治理思维下，如何有效处理“六四”问题，而不产生骨牌效应是对中共的考验，当然，还需更多的决心、智慧与宽容。而历史也总有这样一天，会抚平历史的血泪与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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