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所认识的那些澳洲人

hello大宇

在我的单位负责行政工作的澳洲人罗伯特是我的好朋友，一起共事四年多，善良老实的他时不时乐意帮我一点小忙，我也曾请他去过唐人街的广东茶楼饮茶作为感谢。本以为身为第二代意大利移民，又曾做过面包师的他会精于美食，谁知道他竟然从没有吃过中国茶楼的点心。前两天他问我，能否再次带他去饮茶，因为他有一些工作上的事要告诉我。我一听他的语气，就感觉他八成是受了委屈。果然，他一脸受伤地对我说，老板前两天很轻慢地把一张纸扔在他办公桌上，什么也没说就掉头离去，他一看，是告知他年薪自今日起涨一千块。他赶紧用计算器一算，仅相当于每小时涨5毛钱。他难过地看着我说，四年来他努力工作，经常加班，因为有一大笔房贷要还；可是公司的业务虽说做得风生水起，老板却从没升过他的职，也没有涨过一次薪水。尤其是近两年她迷上了风水之后，成天找风水大师来公司或家里看风水，对员工更是不闻不问。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有波兰血统的犹太女老板精明凌厉的蓝眼睛。可怜的罗伯特，高中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本来面包师倒是挺挣钱的一个职业，可不幸的是后来他发现自己对面粉过敏，只有改行)，矮矮胖胖再加上秃顶，碰上刻薄一点儿的老板不受待见是必然的。他的前任Tim曾在公司做过同样的职位三年， 人长得又高又帅，还受过良好教育，尽管我感觉他在工作上远没有罗伯特认真仔细有条理，可据罗伯特说，Tim的薪水远远高过他，因为时常在财务部帮忙，罗伯特有机会看到所有员工的薪资记录。我无奈地想，其实澳洲这个社会虽然不太靠关系，但也一样看外表讲学历，罗伯特因为不满意这份工作，这些年一直在向各政府机构求职，却屡屡受挫；而我没告诉罗伯特的是，去年我就在移民局的商业移民部见到了Tim，他已经是职务不低的经理一名了。

　　一杯茶和几碟点心下肚，罗伯特的心情明显好转，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家庭医生取的，因为当初是家庭医生给他接的生，而且还是个男医生（四十多年前的澳洲，家庭医生可以兼当助产士并有权动一些小手术）。本来他的父亲Francesco想给他取名为Francesco Junior（小弗朗切斯科），结果家庭医生认为这个名字太过时了，简直是石器时代用的，所以大笔一挥就擅自在接生文件上把它改成了罗伯特，精疲力尽的母亲和初为人父喜形于色的父亲当然都没顾上反对，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当时阿德莱德的大批意大利移民都不会英文，因此英文还算不错的罗伯特父亲每年在报税季节时就忙得不可开交，义务帮着同胞们填写报税表格，得到的回报是一箱箱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几个月都吃不完。我想像不出半个世纪以前的阿德莱德是什么样子，但罗伯特的描述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的民风淳朴的小村庄，这才是名符其实的阿村吧。
May是一个在澳州土生土长的女孩，父母是越南华侨，所以她会说流利的广东话和客家话，但中文不会读写。心直口快的她笑着和我抱怨父母有种族歧视，因为父母曾在越南生活好多年，却只生活在华人村；他们会说越南话，却从不教孩子说，理由是中国人不该去学不如我们的国家的语言。在澳州长大的May对此很不理解，她认为人种和语言没有高低贵贱，如果她会说越南语，又会说广东话和客家话，可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翻译了。事实上，她曾先后在南澳的几所中学担任数学和科学课老师；我刚开口说当老师多好，一年有四个带薪假期，她立刻摆摆手打断我，“现在不比从前，老师不好当。私立学校的孩子会对你说，“我父亲是个医生，你才不过是个老师！”，言下之意是，你没资格管我。有一个成绩差到一塌糊涂，却素来目中无人的女孩子傲慢地问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我心里说，“我管你爸是谁！”，但还是挤出一个微笑问，“是谁呀？”，她挑衅地看我一眼，“我爸爸是你丈夫的老板！” 我除了在心里骂了一句“见鬼去吧！”， 只能眼睁睁看她扬长而去。而风气差的公立学校你根本没办法专心教学，因为你除了是老师，更是保姆兼心理辅导员,每天一到学校就有各种你想也想不到的棘手而琐碎的事等你去处理。上课时也不轻松，有的孩子的数学程度差到，12年级了，分数相加就直接分母相加，分子再相加，怎么也教不会。我没办法，学期结束只能给他个不及格。谁知道麻烦来了，这才知道（那是我当老师的第一年），要让一个学生不及格，当老师的要向学校提交一大堆书面材料！数不清的表格要填，还没填到一半我就后悔死了。我慢慢反应过来，在这样的基础教育体制下，学生不及格，就相当于老师的失职。可更惨的还在后面，有一天那个孩子的妈妈气势汹汹来到我办公室，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指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儿子及格，你以为你是谁？我儿子其它科目都过了，为什么数学过不了？”她咄咄逼人，根本不给我说话的余地，我不知所措地缩在椅子里， 任由她的手指一直在我的鼻尖周围放肆地戳来戳去，耳朵里听见她满口的“F”这个“F”那个。直到校长来了，和颜悦色地把她请到办公室去了，其他老师才悄悄对我说，不是我们不帮你，我们也怕她，谁敢给她儿子不及格啊！

　　因为和这些学生的遭遇，我在我女儿Emma出生以前（那时候还不知道孩子的性别），把我丈夫取的名字一一否决掉了。他刚说“亲爱的，叫Michael 怎么样？”我立刻想到那个天天让我做噩梦的捣蛋鬼Michael,赶紧说，“No!No! 绝不能叫Michael！”，他又问，“Kevin 好不好？”，我脑子里马上出现那个笨得让我分分钟抓狂的男生Kevin。你说可不可怕？

　　我说不出话来。对于澳州一些中学的坏风气我早从奋斗在澳洲的网站上有所耳闻，我知道一些私校里有孩子在向同伴卖毒品；我也知道，附近一所中学最近有一个14岁的女孩子怀孕了，学校正和医院协商为她安排做人工流产。而我朋友任教的一所私立学校向每个家长发了一份通知，内容是，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校服丢了，请立刻告知学校，因为我们发现有些学生私自把自己的校服卖给二手店（二手的私校校服动辄都可以卖到几百澳元一套），用得到的钱来买违禁品。上周在悉尼东区，6个醉酒的十几岁孩子上了犹太学校的一辆校车，对车上的孩子，最小的只有5岁，进行辱骂和恐吓，威胁要“杀掉犹太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稚气未脱的学生表现出功利和势利固然令人质疑和心痛，但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用错误的方式支配金钱和他们自己的身体更让人震惊无语。 在这个诱惑伴随着轻易可得的信息和未经筛选的知识充斥在我们四周的时候， 孩子、家长和老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这时 May 5岁的女儿Emma 蹦蹦跳跳跑过来给她看一样东西，我听着她们俩用流利的英文对话，好奇地问，“你不和她说中文的吗？”May无奈地看看我，“没办法，我老公不说中文。”看着我不理解的眼神，她尴尬地笑了笑说，“你见过我老公，对吧？ 他的父母虽说是马来西亚华人，但他只会说一点点潮州话；普通话，广东话一概不会，所以我们在家都用英文交流。当初我妈妈就怕我嫁个外国人，天天叮嘱我，你不要给妈妈带个鬼佬回来啊，又不说华文，又不吃唐餐（中餐），我可吃不消。所以我第一次带他见父母时，我妈妈一看，开心地合不拢嘴，结果一餐饭下来，发现他既不吃中餐，又一直在讲英文，私下里就对我抱怨，你这个女婿根本就是个大香蕉（黄皮白心）嘛，害我空欢喜一场。还有Emma，每次听见我和朋友用广东话聊天，就会说，妈妈，请你不要说你的语言，你应该说我的语言。”May说着轻声叹了口气。我体会到她语气中的遗憾，安慰她说，“我的孩子们在家倒是基本都说中文，可他们结婚生子之后，谁又能保证他们还会把中文再教给下一代呢？”事实上，心存故土的第一代移民很难被同化，而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代移民却恰恰相反，要他们在语言、文化、思维和生活方式上不融入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每当我听着孩子们用纯正的澳州口音喊我“Mum”或“Mummy” ，留意他们在撞疼了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叫出“Ouch！”而不是 “哎呦！”我总在想，他们日后恐怕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中国情结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了，也不一定有足够的中文功底可以把这种语言教给他们的儿女；在这个我们视为异乡而孩子们视为故乡的地方，我们今天煞费苦心所营造和维持的家庭母语环境，也只能勉力把我们的语言再留住一代而已，不是吗？
这次在袋鼠岛有幸认识了澳洲人Craig，50出头的年纪，结实高大，话不多，偶尔露出笑容时脸上的宽厚和诚恳一览无余。在只停了一架飞机的袋鼠岛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Craig,我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负责开车和讲解的导游，可同行的南澳旅游局的市场部经理告诉我们，Craig曾担任过袋鼠岛的副市长，现在自己开了一家专门服务于高端客户的旅行社。当我们问起袋鼠岛有多少居民的时候，Craig不假思索地说，4503。还没等我们对这精确到个位的数字表示惊讶，他一副认真的表情问我们，“你们想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吗？”我们哈哈大笑，连连摇手。仿佛是为了验证他的话，我们注意到，过来的车辆在靠近我们车的时候都会减速，而Craig握着方向盘的右手会竖起食指向对方轻轻地晃动一下以示问候；而我们停在路边观察当地的野生动植物时，过往的每辆车都有人伸出手来和Craig打招呼，于是我真的相信了，Craig确实是认识4503个人中的每一个。

　　Craig开了一手好车，更奇特的是他似乎只用一只眼睛开车，因为看起来另一只眼睛是专门用来观察路边的野生动物的。袋鼠岛的公路可能要算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公路之一了，两边都是半人高的茂密灌木和一望无际的尤加利树（桉树），如果连着有两辆车经过就称得上traffic jam (拥堵)了。可是在这样单调的路上行驶丝毫不妨碍司机的敏锐视觉，他会突然停下车来，示意我们看路左边丛林里栖息的小袋鼠（Wallaby),或是路右边刚钻进树丛的一只澳洲巨蜥，他还一眼看到了近十米之外和干草一个颜色的针鼹，要知道这种长得像刺猬似的动物十分害羞，野外难得一见。同行的朋友们时常会把自己拍摄的不知名鸟类的照片拿给Craig看，他看一眼就能说出这种鸟的名字，而袋鼠岛的鸟类有260种之多。因为他的博学，我们有时会恶作剧地指着路上被轧死的已经看不出形状的动物让他辨认，他淡定看一眼，说，“噢，Wassum!” “什么？”我疑惑地看看他，他狡黠地一笑，“Was a possum! (曾经是只袋貂)”（英语的过去式是多么言简意赅啊！）

　　就这么一个牛仔打扮，浑身粗旷气息的Craig实际上是一个十分讲究情调的人。我们第一天的午餐是在蓝天白云下的葡萄园旁边，Craig从改装过的休旅车后备箱拿出桌椅和雪白的桌布餐巾，透亮的酒杯和他们厨师事先准备好的鸡肉、奶酪、坚果和水果，他一边轻松地和我们聊着天，一边手法娴熟地做出了一盆色彩鲜艳的蔬菜色拉。第二天中午时分，Craig很随意地说起，一会儿带你们去吃午餐的地方是当地一家很有特色的餐馆，特色在没有任何标记，而且厨师特别帅。等我们的车停在密林中一个搭了棚子的空地上，看到里面的BBQ炉子、木头桌椅和Craig身上变魔术一般套上的围裙我才恍然大悟，会意地对他说，“厨师真的很帅！”他冲我眨眨眼“你看！没骗你吧？”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地方是供所有游客和居民使用的公共设施，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Craig的私人地盘，他每年向市政府交500澳元的租金，作为这块空地的使用权，以此来招待亲朋好友和重要客户。

　　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前方突然看到路边有一个身材挺拔的女人牵着两条大狗大步走着，Craig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狗的主人回过头来冲我们灿烂地一笑。“我的妻子简尼斯和我的狗，她们正赶去机场准备和你们告别。”我笑笑，没说话，只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情绪。从后备箱取出我们的行李，Craig温和地笑着说，你们办理完手续再回来一下，我先布置一下。十分钟之后，我们回到车边，正开满了野花的空地上放了一张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上面是热茶，牛奶，饼干和插了一束野花的一个小小花瓶。正在此时，两条大狗兴奋地冲过来，在我们每人的手上舔了一下就猛地扑到了Craig身上。夕阳下那一人两狗的温暖画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这么一个融合了众多优秀品质的可爱澳洲人也成为我此行最难忘的片段。

不管做什么只要自己满意就好, 放平心态

Zzzzzzzz 发表于 2015-5-25 20:53
老师这么辛苦啊

是啊，每个人实际都有他自己的苦衷，只是有些人选择不说

老师这么辛苦啊

相信每一个留下来，工作过的移民，都有自己的境遇

身边的澳洲华人新移民,大都是20多岁才来澳洲,攻读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后获得PR(permanent resident ,永久居民)身份的,他们的口语水平,和我这个国内刚过来的人差不多,一听就带天朝口音,不象第二代移民那么流利,那么字正腔圆,比起老外,那更是差远了.他们和我一样,做做研究,写写论文还行,要上讲台讲课就不行了.不是他们讲不了,而是竞争不过老外.澳洲的助教,讲师岗位少,我们系的40多岁的老外还在等待着被提拔为讲师,教授更是凤毛麟角.老中想当助教啊,除非这个岗位没有洋人愿意做才有可能.不过,我是在医学院,听说,社会科学专业的天朝人做Academic staff (学术职员,指教师)的多,为什么, 社会科学专业的洋人都做生意挣大钱去了,没人愿意教书.

　　所以,我的天朝同事们,40多岁了,在国内的医学院应该是研究生导师,教授级别了,在这里还只是Research associate (相关研究人员),虽然也在国际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了不少文章,但通讯作者永远是洋人老板,自己永远是老板的马前卒.有个同事和她的supervisor(导师,俗称老板)一起下楼时,连我给她用中文打招呼也不敢答应一声.后来,她说他们系的一个博士(导师是另外一个老板)平时老说中文,结果答辩时作为评委的自己的老板就说了,这个人总说中文,可见英文水平不佳,那么他的论文是不是别人捉刀代笔的就值得怀疑了……结果这个天朝博士差点没毕业.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还好我们系没有天朝人,而且我的老板也喜欢天朝文化,不然,可不把我别扭死了.

　　医学院做研究的同事还算幸运的.在澳洲有很多国内有才华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为五斗米折腰了.我在澳洲旅游,随便碰到一个导游,一问,竟然是数学硕士.物理专业的高才生可能做了医学院的技术员,而生物工程专业的高才生可能做了会计.他们都是参加了TAFF(澳洲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为期2年的培训后改变专业的.

　　我常想问他们,来澳洲值得吗?就为了这片蓝色的海洋.到目前为止,从生活环境来看,我是喜欢澳洲的,但从个人的发展来看,我还是愿意回国,挺直了腰杆做人.
　　

忘记注一下 是转来的，总得来说 我很反对地域歧视，总觉得所有地方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欢迎大家都来聊聊自己碰到的各种人和事